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英]齐格蒙特·鲍曼译者: 郭楠
第一部分
制造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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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规模征兵（现代另一项伟大发明）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制造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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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会把当事人遗弃在社会秩序所依赖的圆形监狱之外。失业的人变成了无根浮萍，无人控制，无人监督，不受任何惩罚性规制约束。
从“更好”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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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伦理是一种工具，目的是使工人们丧失独立性，服从于工厂制度。
从“更好”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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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劝告人们，所有工厂里遭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只是成为老板的必经之路。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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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总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这是消费者社会的桎梏，也是消费品商人的主要烦恼。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如果消费者无法对任何目标保持长期关注和欲望，如果他们没有耐心、焦躁、冲动，尤其是容易激动，又同样容易失去兴趣，“即时满足”就达到了最佳效果。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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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诱使他们转移注意力的诱饵需要肯定这种怀疑，同时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好戏还在后头呢！”
使命是一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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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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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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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
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二部分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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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
福利国家的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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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发生了转变，现在是以股票价值而非产品数量来衡量企业的成败。伴随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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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缺乏政治力量。
招致毁灭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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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福利国家或“平权法案”的发明者而言，这样的“自运行”没有意义。他们心中所念的是消除贫困，集体关怀和扶助弱者是必由之路——补偿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从而使机会更平等。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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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J. F.汉德勒（J. F. Handler）和 Y.哈森菲尔德（Y. Hasenfeld）在谈到 WIN（美国以工代赈项目的简称）时指出的：……贯穿其错综复杂的历史，“WIN”的实际作用与人们对它的支持并不匹配。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该方案的结果令人沮丧……这个政策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尽管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总体来说它们并没有显著减少贫困者的数量，也没有改善穷人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因此，这个政策能够继续存在不可能是因为它们对穷人和福利体系的正面影响，而是因为它们对非穷人效用显著。[1]
定居者与游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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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提出[4]，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四类职业。第一类是“引导者”——发明家、广告商、推广者和商人。第二类是各领域、各层次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第三类是从事“消费市场服务”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激活他人的消费能力，大部分是产品的销售者
和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的人。第四类是“常规劳动者”（routine labourers），被配置于传统的流水线，或“新改进”的自动化电子设备终端，比如说超市收银台。显然，
定居者与游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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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曾在二十年后重访一家纽约的面包店。他发现“在各种裁员、缩减规模的挤压游戏中，工人的士气和积极性急剧下降，幸存者等待着下一波冲击，而不是因为在竞争中战胜了被解雇的同僚而欣喜若狂”[5]。不管是失败还是（暂时）幸免，他们都充满怨恨，并以同样的方式屈服于恐惧——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无论什么工作，从雕塑到餐饮服务，人们都认同那些有挑战、有难度的任务。然而，操着各种语言的工人毫无征兆地来了又走，每天都有全然不同的订单进进出出，在这个充满灵活性的工作场所，机器才是唯一真正的秩序标准，所以必须让机器对于任何人——无论是谁——都是容易操作的。在一个灵活性的体制中，有难度的任务只会带来麻烦。这就带来一个可怕的悖论，当我们减少困难和阻力的时候，我们也在培育工作者不去挑选和漠不关心的行为。[6]
从“失业”到“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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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的。
从“失业”到“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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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弗吉（Ferge）和米勒（Miller）所言，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9]。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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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犯罪”“领取救济”和“吸毒”，它们被同时提及并置于同一水平。无需论证，也无需证据，不需要解释为什么它们共同被归类于“反社会行为”。很容易就能看出，贩毒和领取救济都一样反社会，同样是祸害；这种暗示（如果明确指出必然会引发一片哗然）通过纯粹的语法形式达到了目的。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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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再重
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贫穷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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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贫穷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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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是存在不能够按照诱惑的期望付诸行动的人，他们每天面对着那些获得满足的人展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如果
贫穷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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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根-布什自由竞争的年代，美国的消费市场盛极一时。与放松管制、取消福利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警力和囚犯的不断增长。那些年里，为罪犯准备的监狱也更加严酷，这匹配了大多数表面成功的消费者（沉默或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快速增长的恐惧、焦虑、紧张、不安和愤怒。“
贫穷即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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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最近通过的犯罪法案把可判处死刑的罪行扩大到 57项，在某些解释下，甚至可以达到 70项。在一片鼓乐齐鸣声中，美国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建起了一座监狱，内置联邦最先进的行刑室，以及可容纳 120名死囚的牢房。1994年初，共有 2 802人在美国监狱中等待处决，其中有 1 102位非裔美国人、33位少年。不出所料，绝大多数的死囚都来自数量庞大并持续增长的消费者社会的失败者队伍。正如莱尼伯所言，处决的场景“被政客们无所顾忌地用来恐吓日益
壮大的底层社会”。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对底层阶级进行恐吓，以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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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工作伦理除外。它是经济规则能容忍的唯一变体。工作伦理不是一味追求利润和竞争力的敌手，而是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世界上的富裕阶层来说，工作伦理是单向的。它阐述了那些在生存中挣扎的人的职责，却只字未提那些超越了维持生计、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的职责。特别是，它否定了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于是免除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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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缓刑监督官的职责不是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更好地“回归社区”，而是为社区保驾护航，使其远离这种暂时放任的危险。“考虑被定罪的罪犯的利益，都会被视为站在公共利益的对立面。”[15]事实上，罪犯通常被视为“本质就邪恶的人”，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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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监狱是把穷人和失业者（更准确地说，无法就业的人）从“社会问题”范畴转移到法律秩序范畴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是消除他们对于整个社会潜在的破坏性影响的投资。所有这些手段，如不断扩展的城市贫民窟、了无生气的难民营，都涉及由安保人员提供的空间隔离服务。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福利人员已经被他们完全取代。从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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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造成的就业环境不稳定，是且将继续是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对于社会地位和自尊的不安全感的主要根源。社会国家承诺保护其公民，首先要排除这种不确定性，让他们有更稳定的工作、未来更具保障。然而，之前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现在的国家无法兑现社会国家的承诺，政治家也不再热衷于重复这个承诺。相反，他们的政策预示着一种更不稳定的、充满风险的生活。人们在制定长期规划时需要直面各种意外，“终身”规划已是镜花水
月。他们教导选民变得“更灵活”，为更多即将到来的更多不安全做好准备，并自己寻求社会产生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每个意图解除社会国家的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寻找或发明一个新的“合法配方”（legitimation formula），使国家权威和纪律要求能够赖以生存。是否会成为经济进步的“附带牺牲品”，现在是由自由流动的全球经济决定的，国家政府无法保证避免。加强同样自由流动的恐怖主义威胁导致的对于个人人身安全的恐惧，然后承诺增加安保力量，投入大量监控设备，扩大监控范围，进行更频繁的安全检查、更多先发制人的打击和预防性逮捕，以保障这种安全，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权宜之计。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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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天都身处市场造就的切实不安全感之中，政治力量对这种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相反，“被包围的城堡”的心态，个人身心安全和私人财产无时不处于威胁之中的心态，是可以积极培养的。威胁必须被渲染上最邪恶的色彩，这样一来，无形的不可预测的威胁，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事件展现在惊慌失措的公众面前，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国家机关应对这些威胁的卓越能力、警惕性和良好意愿。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而且效果卓著。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几乎每天、每周都在向美国人民发出警告，警告他们的安全即将受到威胁，让他们处于持续的安全警戒状态，并将个人安全牢牢安放在最多样化的、四处弥漫的紧张局势之中。美国总统不断提醒他的选民，“一旦不慎让一丝不安定因素流入国内，我们就会遭受前所未见的灾难”。这个策略受到其他众多政府的热切关注，它们纷纷效仿，把社会国家亲手埋葬。民众普遍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对抗过剩，限制废弃物，只是这种需求不再建立在社会不安全和社会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脆弱性和人身安全之上。
第三部分
失去位置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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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
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失去位置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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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社会都根据自己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模式，塑造出不同的穷人形象，对穷人的存在作出不同的解释，为他们找到不同的价值，并制定不同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战略。
失去位置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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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阿瑟·杨格（Arthur Young）的话说，“只要不是白痴，所有人都知道底层阶级必须保持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奋”。